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规范城建档案的形成、移交、保管和利用等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形成、移交、保管和利用。
本办法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把城建档案事业纳入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划。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五条 各市（含地、州，下同）、县（含县级市，下同）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城建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利用工作；组织城市地下管线普查、编绘和跟踪管理；对城建档案的形成、移交、管理等工作进行指导。
第六条 城建档案范围包括：
（一）城市勘测方面的档案；
（二）城市规划方面的档案；
（三）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档案；
（四）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档案；
（五）城市交通运输设施工程建设方面的档案；
（六）城市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区建设方面的档案；
（七）城市防灾以及人防设施方面的档案；
（八）城市工业、民用建筑方面的档案；
（九）城市建设用地方面的档案；
（十）城市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方面的档案；
（十一）城市建设科研方面的档案；
（十二）城市规划、建设基础资料。
本条前款所列城建档案的具体内容，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央主管部门和建设部、国家档案局确定的内容执行。
第七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在城建档案归档后六个月内，向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按规定的范围接收和收集城建档案及有关资料，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
城市开发区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有关城建档案。
建制镇需要永久和长期保存的城建档案，三年内移交县城建档案管理机构保存。
第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前到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办理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存档保证手续，预交工程造价3％－5％的工程竣工档案保证金（单项工程保证金最多不超过20万
元）。对没有办理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存档保证手续和未预交保证金的建设单位，有关部门不得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报送到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后，保证金如数退还。建设工程竣工六个月后尚未编制或不按规定报送竣工档案的，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补测和补绘，补测和补绘所需费用从保证金中抵扣。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保证金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实行专户储存、统一管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由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汇总和报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包括工程项目前期工程文件材料和竣工工程档案材料。
建设工程竣工图由施工单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编制，并移交建设单位。
第十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时，应明确编制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的责任和要求。
第十一条 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的城建档案必须是原件、原件的缩微摄影胶片，且应完整、准确、图形清晰、字迹工整，技术整理符合省城建档案业务技术标准。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必须由持证档案员报送。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有关部门组织竣工验收时，负责审核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对不符合要求者限期修改完善。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各种地下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必须到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和有关单位查明工程所在路段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避免造成原有管线的损坏。
第十四条 原有的城市建设工程无现状图的或建设工程竣工档案不完整、不准确的工程，其产权单位应进行补测、补绘和修订，并将补测、补绘和修订后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报送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第十五条 建筑物、构筑物产权转让的，其工程档案所有权必须同时移交给受让单位。
第十六条 保管城建档案必须有专用库房。库房内应保持适当的温度、湿度；有防盗、防光、防潮、防尘、防有害微生物、防污染等安全措施；有相应的抗震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新建或改建档案馆舍，应严格按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设计和施工。
第十七条 需永久保存的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按规定进行整理和装订，保管期内应定期修复和复制，其装具成本费用由建设单位支付，具体标准由省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
第十八条 城建档案工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遵守国家《保密法》，合理划分档案密级和保管期限。
销毁档案必须编目造册，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监督销毁。
第十九条 城建档案的利用实行有偿服务，具体收费范围和标准，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支付了装具成本费的建设单位，使用城建档案时免交此项费用）。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拒不办理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存档保证手续，或建设工程竣工六个月内不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城建档案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逾期不向建设单位退还保证金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直至退还为止。
第二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所获罚没收入，按《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贪污、挪用、截留保证金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16日
我国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问题研究

孟琳


摘要

　　在我国，经济犯罪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刑法对于此类犯罪规定适用的最高刑罚为死刑。在如今全世界废除死刑呼声高涨的今天，国内刑法学界对于此类以公共财产为侵犯对象的犯罪，死刑是否正当，是废除还是存置已受到质疑。笔者在对这些观点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比较上笔者认为应当予以废除经济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并在此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字　　　经济犯罪；　死刑；　废除；　刑罚体系

一、经济犯罪的界定

　　经济犯罪一词,当前正频繁地在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使用,甚至有时还出现在立法机关的正式文件中。但目前都还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内涵式概念，而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对它的本质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97年刑法典修订以后，我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的认识相对集中一些。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是据内涵和外延对经济犯罪所作的界定。该学说把经济犯罪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大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或者盗窃、侵吞、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应当包括以下三类：（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侵犯财产罪；（3）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其他犯罪。
二是广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中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之，经济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2）侵犯财产罪。此外，分则其他章规定的某些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贩毒罪、贿赂罪亦属之。
三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也称小经济犯罪概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1]
本文所要讨论研究的对象是侵犯客体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犯罪。此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低于人的生命价值。故只要符合此标准的经济方面的犯罪均应纳入讨论范畴。据此，笔者认为，在经济犯罪的概念上应采最广义说。

二、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作用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2]211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著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笔者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3]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笔者认为有失公允。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等价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就此条文看，对经济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是有违罪刑等价、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经济犯罪之害与死刑之害是“不等价”的??人之生命价值永远高于财产价值。因而经济犯罪分子导致了一定经济损害而剥夺其生命的刑罚，仅从刑法基本原则看，也是有违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罪刑等价原则的。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4]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5]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6]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7] 8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此外，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废除死刑还有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有人开玩笑地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今天宣布立即废除死刑，监狱需要扩大100倍！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8]88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精神分析
　　刑罚的人道主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首先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包括我国香港、澳门特区）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90年代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刑，目前明确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仅70多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9]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次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6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然而，针对上述“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最严重的罪行”的范围。对此，负责监督实施《公约》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含义必须严格限定”，它意味着“死刑应当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措施”。[3] 此外，在研究有关缔约国提供的国家报告过程中，人权事务委员们在其报告评论中也特别指出：最严重的犯罪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政治犯罪以及其他不涉及使用暴力的犯罪规定死刑。”鉴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对于《公约》条文释义的权威性，无疑，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至少不得包括任何经济犯罪。既然如此，我国对经济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就有悖于国际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理应遵守该国际公约有关义务性规定。
（3）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利于开展国际司法协助和打击外逃经济犯罪
　　中国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死刑设计，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在中国实施了有关经济犯罪的罪犯千方百计地潜逃到国外，中国却难以引渡。因为由于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管辖壁垒，缉拿外逃贪官非常困难。其一，引渡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目前除了西欧南美一些国家可以进行多边引渡外，其他一些国家都是双边引渡。目前和中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有20多个，都是些和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国家或中小国家，而在和大国进行合作的时候，只能依靠司法协助。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起司法协助协定。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规定了“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等原则。这样，中国的国家刑罚权难以实现不说，犯罪分子“卷财而逃”的后果也会致令国家难以追回犯罪所导致的重大经济损失；其二，从这些年引渡的犯罪嫌疑人来看，这些外逃贪官都是有一定权势者，他们既有贪污国家财产的便利，也有外逃出国的种种条件，他们涉嫌的犯罪主要是经济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他们犯罪后留在国内与逃到国外的“同罪不同罚”现象。这就形成了不平等，没有外逃的人留在国内将可能判死刑，而外逃的人根据国际惯例反而不会被判死刑。综上，无论从行使刑罚权的可行性讲，还是从有效索回经济犯罪的损失角度看，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都会影响到惩治此类犯罪的效益性。

三、完善我国经济犯罪处罚机制的原则和方法

（一）完善我国经济犯罪处罚机制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以来总结预防犯罪、控制犯罪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也是最终体现立法宗旨、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含义，目前刑法、刑事政策学界并未作明确的界定。笔者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界定为：指执政党及政府制定的，由严厉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其适用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方法及政策体系。它的内容应包括对犯罪人根据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不偏不倚；宽严适时，有张有弛；多数从宽，少数从严。
　　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容，我们可以推导出对经济犯罪刑罚制度的要求。“该宽则宽，该严该严”，要求罪刑相适应，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设置刑罚；“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求在罪刑相适应的基础上考虑刑罚个别化，针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作出合理回应；“宽严适度,不偏不倚”，要求刑罚设置时轻重比例要合理，轻重相互衔接，避免出现断档；“宽严适时,有张有弛”，要求刑罚设置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犯罪发展态势，服从、服务于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这一大局；“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要求刑罚设置体现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整体上趋向宽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