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内地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3]12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近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关于中国移动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请示》（中移财〔2003〕 308号），要求明确该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在内地所设立的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所涉及若干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就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关于业务销售附带赠送的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为留住老用户、发展新用户或鼓励入网和推广使用新业务，采用积分计划等各种营销方式，向满足一定消费条件的已有用户或潜在用户赠送一定的业务使用时长、流量或业务使用费额度、有价卡预存款或有价卡实物、sim卡、手机或手机补贴、其他有价物品或等价物等，上述所发生的折扣、赠送支出应区分以下情况进行税务处理：
（一）对已有用户或使用者的赠送支出，可做为商业折扣，直接按所赠送服务的正常价格抵减营业收入；
（二）对单位使用者的特定人员（如业务联系人、单位领导等）的赠送支出，应做为企业交际应酬费，并按税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其中，属于服务赠送的，应按所赠送服务的市场价格计算营业收入，并就相应数额作为交际应酬费；属于外购实物赠送的，可按取得该实物的实际成本作为交际应酬费。
（三）对用于宣传推广目的随机给予不确定客户（包括实际用户和潜在用户）的赠送支出，可做为企业成本费用扣除。
二、关于有价电话卡销售折扣的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的有价电话卡面值金额与实际销售取得有价电话卡款的差额，为销售折扣折让。企业可按电话卡面值金额冲减销售折扣折让后的净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 关于预收款的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其所收取的预收性质的价款（包括用户预存款、预收有价卡款和其他预收款），应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认其收入，即在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时确认收入的实现，并据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003年以前年度已确认收入并征收了企业所得税的预收款，可不再调整，企业以后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定此部分收入实现时，可不再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四、 关于固定资产价值调整的折旧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由于对部分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时尚未进行竣工结算，导致其预提的折旧与结算后实际应计提的折旧存在差额。上述折旧差额应相应调整原所属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其中，已导致多缴纳的税额予以退还、或者抵顶以后年度应缴纳的所得税。
五、 关于免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短信零钱捐款”业务短信通信费和代收劳务费的处理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合作开展“短信零钱捐款”业务，对通过手机短信为儿基会捐款的业务，将应收儿基会的不均衡下行短信通信费和按代收信息费9%计算的劳务费免予收取。对这部分免予收取的短信通信费和劳务费，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计入营业收入，同时可作为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予以扣除。
六、固定资产残值的问题
按照中国移动固定资产统一管理的要求，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前的预留残值，可统一按固定资产原值的3%执行。
七、 基本或补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税前扣除问题
上市公司内地子公司按国务院及各地政府规定的比例或标准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等，其税务处理问题，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为其雇员提存医疗保险等三项基金以外的职工集体福利类费用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1999〕709号）规定执行。其为职工额外建立的补充养老、医疗保险所发生的支出，可做为其它职工福利类支出，凡属于国税函〔1999〕709号文件规定比例限度以内的，可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给予扣除。
八、 本通知自2003年1月1日起执行。以前发生的事项尚未处理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杨涛


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丢丢一样让我们揪心，这位孩子从小没有爸爸，吸毒的妈妈在他三岁时曾他当作毒资抵押给了三个吸毒者，使他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在漫长的7年又将他丢给弱智的外婆和贫穷的舅舅，甩手不管。尽管多年有无数好心人想收养丢丢，都因为他妈妈不同意而无法实现。《法制日报》7月2日报道， 6月28日下午，在该报的多方联系努力之下，丢丢母亲郭立琴同意由当地政府出面将丢丢交由社会上好心人抚养，并在代养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但在6月30日下午，记者拨通郭立琴的手机，她完全不承认两天前同意的由政府委托代养丢丢一事，使关心丢丢命运的善良的人们心再一次揪起来。
法律再一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表现出无奈，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而丢丢的母亲尽管对他极其不负责，但只要她不愿意送养，想收养丢丢的好心人也只能是无可奈何。《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有父母在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但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等等配套规定还没有明确。所以，在剥夺丢丢母亲的监护权的具体操作上，专家认为还存在着很多困难。”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另一个孩子的命运也让我们揪心，这就是小贺梅。1999年1月28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攻读的中国留学生贺绍强和他的妻子罗秦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贺梅。但是此时贺绍强夫妇却因为官司缠身而处境十分艰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贺绍强夫妇在教会的帮助下找到了生活富裕的贝克夫妇一家，请他们暂时照顾他们的女儿。然而，贝克夫妇却因此而不肯再归还贺梅，并以各种理由阻止贺氏夫妇探望贺梅，此举激怒了无意放弃孩子的贺绍强夫妇。此案诉至法院后几经周折，终于于2004年5月12日由孟菲斯巡回法官作出判决，贺绍强夫妇失去了他们的女儿，贺梅将留在田纳西州同贝克夫妇生活在一起。对此判决贺氏夫妇感到无法接受，他们表示将继续上诉。
在这场官司中，我们固然同情失去孩子的贺绍强夫妇。然而，我们也看到，美国法律中对孩子的周全保护却值得我们关注。美国的家庭法明确规定，超过四个月不去探视孩子就被视为遗弃。同时，美国的法官把贺梅“利益最大化”当成了他判决的一个主要根据，在法官的反复权衡下，他认为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对贺梅的成长最重要，“文化的交叉替换”和环境的改变对贺梅是不利的，在这里谁是贺梅的亲生父母对美国法官来讲似乎并不重要。
　从这二个案件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法律对待子女问题上的差异。在西方，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早已从“家本位”、“亲本位”转向了“子女本位”。各国立法上都把重点从强调父母的权利义务转变为强调父母的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各国立法的原则。而在我国，对待父母子女关系上，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家本位”、“亲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子女被视为家族或父母的私有财产，无独立的人格，子女的利益被漠视。在今天的中国，“子女本位”当然也体现在我国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上，但是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这种思想禁锢却并未得以完全解放。因而，反映在立法上，剥夺不负责任的父母的监护权的规定不彻底，程序上极不完善。如有专家认为：“1998年颁布的收养法在制定的时候，在立法思想上虽然考虑了怎样保护孩子的利益，但它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父母权利本位，因为中国人有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注重亲情，认为孩子由生父母抚养合情合理。”反映在司法上，在法无规定但并不禁止的问题上，不敢为保护子女利益上勇于创新，用实践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行动的迟缓还需要打破思想的禁锢，我们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对丢丢的血浓于水，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无数次廉价的忏悔。在其多次的抛弃孩子的行为中，我们早就可以作出继续让丢丢的母亲监护丢丢已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的判断，只要我们承认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剥夺丢丢的母亲监护权。毕竟，法律赋予了我们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权利，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这些规定不详细并不重要，媒体和社会公众完全可以督促我们的检察机关、民政部门从维护公共利益、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提出撤消丢丢的母亲监护权的申请，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指定民政部门或其他能承担和愿意承担监护的人承担监护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此案中尝试法律的突破与完善，为今后建立专门的监护权监督人和代行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政部门而努力，让千千万万的丢丢们不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