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77号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８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厦门市房屋租赁市场，调剂房屋余缺，加强房屋租赁管理，维护房屋租赁市场秩序，保障租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厦门市城镇房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厦门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厦门市城镇规划区内房屋的租赁。
　　合法建造的临时建筑物的租赁，按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房屋租赁，是指房屋所有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房屋租赁：
　　（一）房屋所有权人以提供房屋作为经营场所与他人合作经营但不参与管理、不承担经营风险而收取费用的；
　　（二）出租房屋内的营业场地的。


　　第四条　厦门市土地房产管理部门是厦门市房屋租赁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租赁主管部门）。租赁主管部门可委托房地产交易中心、房屋管理所等房屋租赁管理机构负责有关房屋租赁管理的具体工作。
　　公安、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共同维护房屋租赁市场秩序。


　　第五条　房屋租赁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第二章　登记备案





　　第六条　房屋租赁实行登记备案和《房屋租赁证》制度。但直接向租赁主管部门租用的直管公房和单位分配给职工本人居住的住宅用房除外。
　　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出租人应在１５日内到租赁主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领取《房屋租赁证》。


　　第七条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房地产权属证书或其他有效凭证；
　　（二）租赁双方的身份证明；
　　（三）租赁合同；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证件。
　　出租抵押的房屋，还须提交抵押权人同意出租的证明。
　　出租共有房屋，还须提交其他共有人同意出租的证明。
　　出租委托代管的房屋，还须提交委托人授权出租的证明。
　　转租房屋的，还须提交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证明。


　　第八条　房屋出租人应如实申报租金金额，依法纳税。


　　第九条　租赁主管部门在收到出租人提交租赁登记备案文件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应对出租的房屋进行审核，符合本规定的，给予登记备案，颁发《房屋租赁证》；不符合本规定的，不予登记，并书面通知出租人。


　　第十条　《房屋租赁证》是房屋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的凭证。
　　《房屋租赁证》采用国家建设主管部门提供的样式，由租赁主管部门印制。《房屋租赁证》不得转借、转让、伪造、涂改。


　　第十一条　租赁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出租人应在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后１５日内到租赁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并缴交《房屋租赁证》。
　　遗失《房屋租赁证》的，出租人应及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第三章　出租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一）无房地产权属证书或其他有效凭证的；
　　（二）房地产权属有争议的；
　　（三）经鉴定为不得使用的危险房屋的；
　　（四）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五）已作为资产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六）属违章建筑未经依法处理的；
　　（七）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出租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房屋租赁应签订书面合同。
　　房屋租赁合同由租赁主管部门监制。


　　第十四条　出租人应依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向承租人提供房屋。


　　第十五条　房屋所有权人出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包括按房改政策购买的房改房和经济适用房（解困房、解危房、统建房等），均应按规定缴纳租金中所含的土地收益金。收益金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由租赁主管部门会同市物价部门、财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


　　第十六条　出租人应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责任负责检查、修缮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保证房屋安全。
　　出租人有权对承租人使用房屋的情况进行监督。
　　出租人应当遵守租赁房屋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或无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的人员。出租人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七条　出租人隐瞒真实情况或出租有权属争议的房屋给承租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租赁期间，房屋因买卖、继承、析产、分割、赠与、交换、抵押等引起所有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第十九条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房屋，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一）擅自将承租的房屋转租、转让、转借给他人或调换使用权的；
　　（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三）擅自扩建、改建、加层、进行影响结构安全装修，或损坏房屋又拒不修复、赔偿损失的；
　　（四）逾期６个月未交付租金的；
　　（五）公有住宅承租人及其共同使用的成员迁离厦门市的；
　　（六）公有住宅无正当理由闲置６个月以上的；
　　（七）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租赁关系解除后，出租人有权收回房屋。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逾期不迁出房屋的，出租人有权追收占用期间的租金。

第四章　承租





　　第二十一条　承租人应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租金。直管公房中的住宅用房和单位自管房屋中分配给单位职工居住的住宅用房，其租金按厦门市住房制度改革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二条　承租人应当保护并合理使用所承租的房屋及附属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不得非法堆放危险品和有损房屋的物件以及从事其他不合理使用房屋的活动。
　　因承租人的过错造成房屋或附属设施损坏的，应当负责修复，并赔偿损失。


　　第二十三条　承租人因生产、经营、生活等原因确需对承租的房屋进行扩建、改建、加层、改变用途的，应事先征得房屋所有权人书面同意，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双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二十四条　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死亡，其共同居住的成员或共同承租的其他人有权要求承继原租赁关系，但应在承租人死亡之日起６０日内办理更名手续。


　　第二十五条　房屋租赁合同期满，承租人需要继续租用，应在合同期满前３个月提出，经出租人同意，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按本规定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第二十六条　房屋租赁合同期满，出租人愿意继续出租房屋的，在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


　　第二十七条　房屋租赁合同期限未满，承租人需解除租赁合同的，经出租人同意，可缴清租金，交回房屋及其设施，并将《房屋租赁证》交原登记机关注销。
　　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自行迁出房屋的，出租人可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向承租人追偿租金。


　　第二十八条　租赁期间，承租人在房屋内部增设的一切嵌装等附属设施，迁出时不得拆除，出租人也不予补偿。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履行或解除租赁合同，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一）逾期不提供房屋的；
　　（二）擅自提高租金的；
　　（三）不按租赁合同约定的责任维修房屋及附属设施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租赁期间，出租人转让所出租的房屋，应提前３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五章　转租





　　第三十一条　房屋转租，是指房屋承租人将承租的房屋再出租的行为。
　　承租人将所承租的全部或部分房屋的使用权与他人合作、合资、联营（含承包经营）等行为，视同转租。
　　公有住房不得转租。


　　第三十二条　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征得出租人书面同意，并协商转租收益分配，可以将承租房屋的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房屋转租的期限不得超过原租赁合同规定的期限。


　　第三十三条　房屋转租应当签订转租合同，并按本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领取《房屋租赁证》。


　　第三十四条　转租合同生效后，转租人享有原租赁合同约定的出租人的权利，承担出租人的义务，并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人的义务；受转租人享有并且承担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承租人在租赁期间需要转租直管非住宅房屋的或将直管非住宅房屋作为与他人合作、合资、联营经营场所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经租赁主管部门批准，签订转租协议并缴交转租收益金后方可转租。
　　转租收益金的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由租赁主管部门会同市物价部门、财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


　　第三十六条　租赁单位自管非住宅房屋，在租赁期限内需要转租的，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属单位自筹资金建造的，由承租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产权人书面同意并协商收益分配方可转租；
　　（二）属财政投入资金建造的，由承租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产权人书面同意，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到租赁主管部门缴交转租收益金后方可转租。


　　第三十七条　转租期间，原租赁合同变更、解除或终止的，转租合同随之变更、解除或终止。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规定，不按期申请登记备案、领取《房屋租赁证》的，由租赁主管部门根据《厦门市城镇房屋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转借、转让《房屋租赁证》的，由租赁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伪造、涂改《房屋租赁证》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三）项、第㈥项、第㈦项规定，将不得出租的房屋出租的，除责令停止出租外，租赁主管部门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不按时缴纳土地收益金的，由租赁主管部门责令其补交土地收益金外，每逾期一日，加收应缴收益金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直管公房的承租人不按时缴纳租金的，除责令补交租金外，每逾期一日，加收应缴租金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擅自转租房屋的，其转租行为无效，由租赁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法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身份证件的承租人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出租人发现承租人利用租赁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拒绝、妨碍房屋租赁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房屋租赁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经济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

梁华仁 陈清浦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应该说，“经济犯罪”这一法律用语的外延和内涵是非常模糊的，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在使用“经济犯罪”的时候，所界定的范围经常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具体而言，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类犯罪行为；一是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狭义上经济犯罪外，还包括财产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犯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上述两类范围外，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有时甚至还包括渎职犯罪。 由于它们多是非暴力性质犯罪，在适用死刑问题上存在较多共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将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罪名数量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贪污罪、抢劫罪 ，共2个，占总数的7.4%。
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将使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有：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确定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可以使用死刑；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细化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的走私毒品罪合并，确定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确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的伪造国家货币罪修改为伪造货币罪，并将其法定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同时，对新增加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除去已经重叠或者后来又修正的罪名外，立法机关通过单行刑法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数量为20个，加上原有的2个，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共计22个，这样，刑法立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共有71个，经济犯罪就占到31%，比原来7.4%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7年刑法典进行修订，刑法分则在原来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将单行刑法加以整合，经济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上只是略作调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具体分布状况如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查收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共16种，占80%；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盗窃罪、抢劫罪。共2种，占10%；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贪污罪、受贿罪。共2种，占10%。从整体上看，刑法典中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共68个，经济犯罪的死刑数量为20个，占29.4%。比刑法典修订前略有下降，但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上升幅度明显。
经济犯罪数量上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也不断加大、加深，；由于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种社会报复的道义观念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 ；重刑主义无论是在立法者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间还广有市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立法中死刑数量不断增加。
二、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无论是科以死刑的犯罪行为数量上还是刑罚的执行方法上，死刑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是其他刑罚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死刑制度提出了挑战。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从此揭开了死刑废除论和死刑存置论论战的大幕。死刑存废论战的结果是将死刑逐出了刑罚体系的中心，并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进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运动。 死刑存废的争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死刑的限制与扩张之争，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内，是取消还是保留（甚至是扩张）死刑的争论显得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具有不同的特质，对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考察是解决争论的必要路径。
（一）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考察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也可以称为正当性、正义性。对死刑公正性的考察是必要和合理的：公正观念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对死刑的评价，找到了死刑的公正价值的道德渊源。因为公正观念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社会观念，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正当的，而不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则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将对死刑的评价奠基于社会公正观念之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因易于为人所接受而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谓“公正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公正和正义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法学阶梯》中则把正义表达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哈特看来，正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正义；
无论对公正和正义有多少种回答，公正和正义的相对一致性仍然是存在的。具体到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种类上分配的等质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在于：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不得大于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刑罚方法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如果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了犯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犯罪人的不公正，即使严厉的刑罚方法为预防犯罪所必需，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虽然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正当的，但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否则，手段的非正义性最终亦会影响目的的正义性；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在于：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无罪无刑，罚当其罪。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合称为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它全面衡量了刑罚的适用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
还应当看到，经济犯罪死刑的公正性和死刑的公正性不是同一概念。死刑的公正性是指死刑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正义性的标准。死刑具有公正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死刑的存置者还是死刑的废除者，都认为死刑的公正性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从历史源源上看，死刑是最原始的法律制裁手段和刑罚方法，它的产生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以命还命”的同态复仇习惯背后潜在着一种朴素的以物易物式的等量公正，这正是等价公正的原始形态；从现实角度看，与杀人行为等价的刑罚方法也非死刑莫属。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需要将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死刑所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为正，若前者小于后者，公正性则为负。
解决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含义后，我们来考察经济犯罪侵害的具体法益。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盗窃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贿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不具有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效益性考察
死刑的效益性是基于死刑目的而产生的刑罚价值。众所周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只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社会才能使自身免受犯罪侵犯之害。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当然也是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是为了避免科处死刑的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死刑的效益性就在于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功利权衡。简而言之，死刑的效益性就是解决的是用死刑的方法预防犯罪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的问题，以死刑来预防犯罪有无必要，是否值得。
考察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性，要从死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取得收益两个方面进行。经济犯罪死刑所付出社会成本主要有：剥夺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权益成本；由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支付的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成本；死刑特别而又严格的诉讼程序，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的经济支出。等等。对此，美国学者莱科尔曾提出：在今天，考虑到所有代价——包括财政消耗与我们的法院和监狱消耗，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明显地比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昂贵 。
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死刑对社会的预防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我们先来看特殊预防，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生命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前提。“人死万事休”便是死刑彻底、完全的特殊预防作用深刻而又朴素的揭示。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比如有的需要特殊的身份（贪污罪、受贿罪），有的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走私方面的犯罪、生产伪劣商品的犯罪），有的需要特殊的犯罪工具（金融诈骗罪）。如果有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完成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如开除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人的公职，他永远不可能再去贪污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了，如对走私犯罪人实施高额度的罚金，并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再犯该罪的条件积累。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没有必要，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以使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不产生犯罪念头，不再走向犯罪之路。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以外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潜在的犯罪人、受害者、其他守法者。
对受害者和其他守法者的预防，死刑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安抚受害者的受伤心灵，以满足其内心本能的报复愿望，可以阻止被害人极其家属因私力报复而犯罪；平息其他守法者的民愤，淡化他们基于普遍正义感而产生的对犯罪人的憎恨心理，这种憎恨心理极易转化成对惩罚犯罪人的要求，死刑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守法者因为义愤而加害犯罪人，避免私刑，起到阻止犯罪连锁反应之效。另一方面，死刑的实施意味着对犯罪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可以强化其守法意识，阻止其仿效犯罪人，步入犯罪歧途。
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多是个人对社会的犯罪，受害者具有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行为指向的是明确、具体的受害个体。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是抽象的“超个人利益”，受害者往往缺乏明显的受害意识。如，走私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海关监管制度，一些个人单从自身角度可能认为不受其害反得其益；贪污罪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于具体的个人利益联系不甚紧密；受贿罪也多因相对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无法产生受害心理；即便是盗窃罪，可以处以死刑的也只是盗窃金融机构或者国家文物，受害者也是抽象的国家而非个人。经济犯罪受害者的特殊性使死刑丧失了安抚功能，同时也因民愤不像暴力犯罪那样强烈，使经济犯罪死刑失去了阻断私刑的社会效益。
对潜在的犯罪人，死刑具有威慑力，而且还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的痛苦性决定了威慑性必然存在，死刑的威慑力量，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它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的犯罪人走向犯罪道路。
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使经济犯罪死刑的威慑性客观存在，但又使它非常有限。首先，经济犯罪大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的“法定犯罪”，而非基于“内在的恶”而实施的“自然犯罪”；其次，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准犯罪性”，犯罪者本人较少存在罪恶感，往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成因上看，经济犯罪多为“管理型”和“智力型”犯罪。经济犯罪上述特殊性，犯罪人基于自身的合理解释和高智商的侥幸心理，大大减低了死刑的威慑力量。
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痛苦性和惩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要减少经济犯罪，更有效的措施在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法制，以及施以及时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单单加大刑罚的的痛苦性，用科以死刑的方法去解决。
从应然意义上看，任何财产的总合也无法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因而，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投入，无论在预防犯罪方面多有效果，都因保护的权益价值小于所剥夺的价值而不具有有利性，因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效益性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大刑罚的痛苦性直至科以死刑来预防犯罪的过程，也同样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 我们把刑罚手段的痛苦性作为“某种消费的物品”，把预防犯罪作为“满足程度”，我们以消耗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微小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是不符合死刑的效益性原则的。
我们还可以从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打击层面来考察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携款外逃，有些犯罪人特意逃往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一旦在国外抓获，可以因为逃往国没有死刑，逃避严厉处罚。若逃往国和我国达成的引渡协议，必须遵守“死刑犯不得引渡”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犯罪还存在死刑，在引渡问题上很难和一些国家达成引渡协议。一旦达成，我国还要根据犯罪人和外国司法机关缔结的辩诉交易，向引渡国承诺对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对引渡人员不适用死刑，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犯罪存在死刑，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就图谋逃往国外，造成了大量资金外逃。如果经济犯罪立法上不适用死刑，就可以顺利达成引渡协议，从而一解打击之惑。这种情况下另一侧面也表明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不经济性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人道性考察
何谓刑罚的人道主义？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对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 人道是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蕴含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把人当人，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因此，刑罚不能不把犯罪人当人，不能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是不人道的。 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具体到经济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经济秩序、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不人道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
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既然是不公正、不人道、缺乏效益性的，那么，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死刑应当如何加以废止？我们赞同有的学者提出逐步废除死刑的两个原则： ：（1）必要性原则。即从正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否有必要；从反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已经规定的死刑予以废止是否必要。判断是否必要，主要看对待特定的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是否“过量”。（2）价值衡量原则。即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相平衡为基点，对特定经济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法律评价，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价值。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尽快废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16个罪名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的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些罪名没有规定死刑，现在立法上进行废止，社会反响较小，负面效应较低。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观念的加强，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能和人的生命权价值观念相均衡，人的生命权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已优于财产观念，说明现在基本具备了废止两大类死刑的社会条件；国家机关“以人为本”执法、执政观念的确立，为废止两类经济犯罪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学界对废止上述两类经济犯罪死刑的认识趋于同一，为实现上述罪名完全废止死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在近期的立法修订中完成这一变革。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可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原因主要是，我国历来保持着“从严治吏”的传统，而且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民众和一些执法者内心中还存在“治乱用重典”思维模式，短时间内在立法上废止死刑，人们思想的反差较大，容易导致较多的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在立法未作变动之前，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对上述两罪名的死刑运用，以限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具体而言，可以提高两个罪名死刑的适用条件，必要时可以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实践中上先达到不处死刑的效果，使死刑的立法事实上变为“死亡条款”，为在立法上废止死刑创造条件，以完全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