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土资源部 建设部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

　　一、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地质灾害防治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不懈地抓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要建立和完善领导责任制，将灾害危险点的监测和防治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明确具体负责人，务必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
　　
　　二、加强监测，建立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的预警工作，对经常或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重点地区，要严密监测并及时预报，建立预警系统，落实防范措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等部门要建立突发性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的监测体系和群测群防的网络，切实执行地质灾害年度预案编制、险情巡查、灾情速报、汛期值班等制度。要及时组织专业队伍对重点地区进行地质灾害巡回检查，对所有灾害危险点逐点制定并落实包括监测、报警、人员疏散路线、应急抢险等内容的防灾预案，防患于未然。已开展过地质灾害调查的县( 市) ，要认真落实群测群防的措施。
　　
　　三、排查隐患，制定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近期内对地质构造复杂的城镇建筑物的地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排除隐患。对发现的危险点和群众提供的险情线索，要迅速作出危险性、危害性判断，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做好危险地区居民的转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危险大的高陡边坡，由责任主体排查和采取防
治措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等部门要通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工作，掌握地质灾害的发育、分布规律，圈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并结合地质灾害易发区社会经济及人口分布状况，制定、完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引发地质灾害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地区要针对年降雨量大、山高谷深坡陡、地形复杂的特点，加强对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防治；要高度重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三峡办、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排除隐患，所需资金从三峡工程建设投资中安排；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黄土地区要警惕黄土湿陷造成的房屋开裂，做好黄土塬边缘滑坡、沟口泥石流灾害的防治；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福建等山地、丘陵区，要警惕台风造成的暴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矿山企业要特别注意尾矿和废渣堆放点的安全，防止暴雨引发矿渣泥石流造成的危害。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编制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过程中，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将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必备的组成部分目前尚不够完备的，要限期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进行补充。对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城市，要结合地质灾害调查和评价工作，对城市规划的有关内容进行一次检查。对城市规划区内地质情况尚不清晰的，必须加强和补充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建设用地条件；凡没有进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者未考虑建设用地条件而批准使用土地和建设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加强监督，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执法力度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等部门要适时对经常或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管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在有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危险的斜坡上进行修路、建房、开矿、取土等工程活动，必须事先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工程勘察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进行勘察设计、施工，杜绝人为活动诱发地质灾害情况的发生；在平原地区从事上述活动的，也应事先了解是否存在岩溶塌陷、土洞等隐患，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对已经修建的工程，要坚决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发生地质灾害。因违反规定，发生地质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的责任。
　　
　　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并进一步研究制定地质灾害防治法规和规章，从根本上解决或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
　　
　　五、安排资金，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列入年度计划和预算，确保潜在的地质灾害得到及时调查、勘查和治理。要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及人民群众防治地质灾害的积极性，鼓励社会捐助，积极争取国际资助，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要。
　　
　　六、加强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灾意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土资源等部门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宣传力度，扎实细致地做好宣传、培训工作，普及地质灾害防治基本知识。当前要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山城和农村，使地质灾害严重的县( 市) 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都掌握这方面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增强防灾意识，提高抗灾能力。
因受贿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
------是“从一重罪处断”还是“数罪并罚”

（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 周成）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康某系中国某航空公司经贸中心经理，1998年初，康某经曾某介绍，同意以中国某航空公司名义为黄某代理进口货物。期间，介绍人曾某告诉康某，事成后可给其好处费。98年5月27日，康某在未见外商的情况下，按介绍人曾某转交的文件，以中国某航空公司的名义签署了虚假的外贸合同及外贸代理协议。同年6月2日、4日、5日，康某随同曾某，使用虚假的外贸合同，外贸代理协议和报关单等凭证，放任客户自带汇票，通过中国某航空公司会计先后购汇共计1500余万，后将其汇给香港某公司。事后，康某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15万元。
二．处理意见
对被告人康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此二罪如何处理，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在非法经营活动中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是基于不同的犯罪目的而实施了彼此不相联系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不同的客体，故而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不属于牵连犯，对其应予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之所以实施非法经营行为，就是想得到好处费，后来也确实得到了。由此可见，其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和受贿行为是有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符合牵连犯的构成特征，牵连犯是数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出自犯一罪，而在客观上行为之间又表现为不可分离，而在处罚上采取吸收主义，按数罪中的重罪处以重罪之刑，轻罪被重罪吸收，所以采取“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以受贿罪论。
第三种意见认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不仅有两个以上的行为和故意，而且侵犯了两种以上的法益，理当数罪并罚。这是对受贿罪的法益采取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的当然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会议《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就采用此观点。
三．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表面上一样，其实前提不一样，第三种意见的前提是康某的行为构成牵连犯。被告人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众所周知，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牵连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种犯罪，而其犯罪所采取的方法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例如：甲伪造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其目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方法行为又触犯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二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其犯罪结果又牵连了另一个罪名。例如：甲盗窃银行支票冒名取款。盗窃是目的行为，但甲去冒领款项则是结果行为，又触犯了诈骗罪。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构成牵连犯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牵连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这是牵连犯的前提条件。其二，牵连犯的数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所谓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也就是说，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分别表现为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并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三，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这是牵连犯的法律特征，也是确定牵连犯的标志。牵连犯具有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是事实上的关系，牵连犯触犯两个以上的罪名，是法律上的关系。可见，牵连犯本质上是数罪，而非一罪。结合本案可以看出，被告人康某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但对牵连犯在处罚上，我国刑法界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从一重罪处断。对于牵连犯应当按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法定刑内酌情从重处罚。二是数罪并罚。牵连犯是实质上的数罪，其社会危害性重于单纯的一罪，并与完全独立的数罪没有本质和程度上的差别，若将客观上并无必然联系，但却因行为人的牵连意图而实际发生牵连关系的数罪，仅按一罪从重处罚，其结果必然与因分别起意实施相同数罪被按并罪论处的结果大相径庭，从而造成同罪不同罚的差别。此外，也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异罪同罚的结果。三是双重处断原则。对于牵连犯既不能一律采用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也不能适用数罪并罚原则，而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究竟采用何种原则予以处断。
之所以出现上述几种不同观点，主要是我国刑法总则中对牵连犯处罚并无统一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对牵连犯的处罚有的采用并罚，有的则采用从一重罪处罚。1、采用数罪并罚的条文有：（1）刑法第157条第2款“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277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刑法第198条第2款“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3）刑法第241条第4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4）刑法第321条第三款“犯前两款罪，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2、采用从一重罪处断的条文典型的有刑法第399条第三款“司法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还有刑法第171条第三款“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本法第170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对于本案而言，其实早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指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由于修订刑法时未将其吸收进来，故而并不能直接适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牵连犯的处断，刑法应当作出统一的规定。在目前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当采用双重处断原则为宜。因为牵连犯数行为虽然触犯数个罪名，但行为人主观上毕竟出自一个犯罪目的，数行为在客观上又表现为不可分离，所以处断上当采取吸收主义按“从一重罪处断”为宜。但如果法律有明文规定互相牵连的两种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时，理当数罪并罚。只有如此，方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立法者的眼光应盯住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而不要总盯在未规定的犯罪上。

2003年10月20日 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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