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洛阳市《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修正）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4年8月4日洛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985年7月12日河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1989年7月29日洛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改1989年12月30日河南省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文物管理体制和经费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章 考古调查与发掘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六章 流散文物
第七章 文物拓印、复制、拍摄
第八章 文物出境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文物保护管理，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河南省〈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精神，结合本市具体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市辖区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砖刻、木刻以及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树木化石等；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绘画、书法、古旧图书资料；
（五）反映历史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六）风景名胜区内以及与历史事件、历史文物、历史传说、历史建筑物有关的古树、名木、古泉等。
第三条 地下、水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属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收藏的文物，属国家所有。
宗教部门管理使用的文物及文物保护单位归国家所有。
属于集体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要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管理体制和经费
第五条 设立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指导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协调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设立以专家为主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研究的指导咨询工作。
第六条 市文物管理局主管本市的文物工作，负责文物的管理、保护、宣传和鉴定评审工作，保障各项文物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第七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文物事业单位是保护、研究、宣传文物的业务机构，并根据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进行委托范围内的文物行政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属各县和郊区设立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文物的调查研究、征集拣选、陈列宣传等具体工作。乡（镇）文化站负有保护管理文物的责任。
市属各城区和吉利区应有一名专职（或兼职）文物干部，具体协助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作好文物保护工作。
第九条 文物经费（包括保护、管理、调查、研究、发掘、出版、宣传、征购、文物复制、奖励等项目），应列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文物维修费根据需要从每年城市维护建设费中列支。
文物经费由文物主管部门管理和使用，不准挪作它用。
文物保护单位的参观游览场所（归宗教部门管理的文物单位除外），其门票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交市、县文物主管部门，作为文物保护管理和维修费用的补充。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将本行政区域内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核定为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择其重要者，报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 对已公布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文物保护区和周围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要树立标志说明，建立科学的记录档案，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人负责管理，建立群众性的保护组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核定，报国家文物行政
管理部门备案；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市人民政府核定，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由县（区）人民政府核定，报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它建设工程。确是特殊需要的，必须报请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修建新建筑或构筑物时，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风格、震率、高度、体量、色调等必须
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相一致。其设计方案需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事先报经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和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历史纪念建筑物和附属建筑物，要保持原貌，不得随意拆迁和改建。在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放射性物质以及有毒、有腐蚀性等有害文物安全的物品。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筑控制地带内，禁止开山、采石、毁林、开荒、取土、射
击、狩猎、砍伐古树名木、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等危害文物安全的活动。
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地下采矿或其它施工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文物安全。对文物安全有影响的地带禁止爆破。
第十三条 洛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规划应以保护文物为重点。各项建设应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和文物结合进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规划时，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要会同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我市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严禁乱拆、乱建、乱改
、乱占。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进行选址和工程设计时，不得有损或破坏洛阳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其它文物古迹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须经市、县（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确定保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凡未经市、县（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工程，土地管
理部门不得批准征地，银行不得拨款或者贷款，建设管理部门不得批准施工。强行兴建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必须无条件拆除，其经济损失由建设单位自负。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拆迁或拆除文物保护单位的，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它文物古迹的拆除须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拆迁、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第十五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管（研究）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如果必须作其它用途，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
须作其它用途，应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报国务院批准。使用单位必须与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使用协议，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保养和维修，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拆除、出租或转让。
对已占用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应重新进行核审，对文物安全有影响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处理；有争议的，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解决。
第十六条 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古建筑（含附属建筑），未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不得改变其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
第十七条 凡文物部门管理的寺观等文物保护单位，禁止进行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
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移交宗教部门管理使用的古建筑及其一切附属文物，宗教部门负责文物的安全、保护和维修；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十八条 古代帝陵、墓冢和古文化遗址等，要保持其原状和周围地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挖土、取石、盖房、挖洞、开荒种地，不准对周围地貌进行具有破坏性的活动。如有特殊需要，须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市、县（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文物考古单位，要有计划地对文物进行调查。对新发现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园林、古墓葬、寺庙、石刻等，要根据其历史、价值和分级保护的原则，及时报请各级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尚未公布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市、县（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本细则的规定，通知有关单位予以保护，不得改变原貌，更不得拆迁和改建。

第四章 考古调查与发掘
第二十条 本市辖区内地下埋藏的一切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挖掘和私自占有，不得变相买卖或私相授受。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各级文物考古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为了科学研究需要进行考古发掘，必须提出发掘计划，填报考古发掘申请书，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为配合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在文物勘探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确因建设工程紧迫或有自然破坏的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急需进行抢救的，可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清理发掘，同时补办批准手续。清理发掘的范围，以坍塌、暴露或短期内有破坏危险的部分为限。超过范围的按本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在本市境内，任何基建工程都不准采用地下爆破施工，如确因工程需要，必须经过文物勘探证明地下确无文物、古迹，经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爆破施工。
第二十二条 一切考古发掘单位，均应及时向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发掘情况的报告，并应尽快编写发掘学术报告。发掘学术报告编出后，所有出土文物应列出清单，除根据需要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留下少数标本外，移交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
位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未经发掘单位同意，任何人不得发表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物资料。
第二十三条 本市境内的任何基本建设项目，包括修路、铺设管道、电缆、架设线路、窑场取土等，建设单位必须事先会同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工程范围内（包括起土区）进行文物调查和勘探。如有重要发现，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未经市文物部门勘探
和处理的，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不得发给建设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破土施工。
在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立即停工或局部停工，指定专人负责保护，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如属重要发现，应及时报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四条 非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特别许可，任何外国人（包括外国留学生、进修生等）或外国团体不得在本市境内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标本和发掘工作。未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开放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接待外国旅游团体和个人，如确有必要须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并开具证明，方可接待。
第二十五条 文物钻探由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文物钻探单位领队的资格，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并颁发证书。文物钻探单位的文物钻探许可证，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颁发。未经批准和颁证，不得从事文物钻探业务。
第二十六条 为配合基本建设或生产建设工程的文物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等经费，包括调查、勘探、发掘、整理、鉴定、修复、加固及设备折旧、运输、保管、文物搬迁等费用，以及工人工资、工作人员差旅费，统由建设工程的经营管理单位支付。因支付不及时，致使文物调查、勘
探、发掘无法进行的，施工部门不得施工。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七条 凡文物收藏单位，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对收藏的文物必须逐件登记、入帐，及时整理分类，区别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帐、物应分别指定人员保管，切实注意防水、防火、防盗、防霉烂、防腐蚀、防风化、防破坏，确保文物安全。
文物收藏单位，要建立健全保卫组织，充实保卫人员，配备安全防范设备。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全民所有制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库房建设，配置安全保护设施。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要建立文物藏品档案，并向公安部门备案。一、二级文物藏品报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全民所有制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文物禁止出售和馈赠。文物的调拨、交换、借用，一律造具清册，报请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进行。
全民所有制的博物馆，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征集与本馆性质相符的散存文物。
第二十九条 文物保管要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对库藏文物的数量、安全要及时检查，重要文物要有专人、专柜保管，文物仓库保管人员要做到相对稳定。文物仓库一般不准参观，如有特殊需要，须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履行进库登记手续。
第三十条 凡不具备收藏一、二级文物藏品条件的单位，应将一、二级文物藏品送交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代管。各乡（镇）文化站不得收藏文物。

第六章 流散文物
第三十一条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工商、公安等部门加强对文物市场的管理。文物的收购、拣选或接收，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非文物单位和个人不准征集收购。
第三十二条 非文物单位和个人合法保存的贵重文物要登记造册，分别送文物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备案。保存的文物可以捐赠、出卖给本市全民所有制收藏单位，也可由市文物商店收购，但严禁走私，倒卖牟利和私自售往国外。
第三十三条 传世文物和古旧图书、名人书画，统由文物商店经营买卖业务，其它行业或部门不准经营。所有销售的文物，必须经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出售时须开具专用发货凭证。
第三十四条 外地文物部门来本市境内收购文物、古旧图书、名人书画，须经本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外运文物，要经市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开具证明，方可运出本市。
第三十五条 废品回收、金属熔炼、银行、造纸等单位，要积极配合文物部门收集文物。对回收物品中的文物和古旧图书资料，应与文物部门共同负责定期拣选，拣选的文物应按文物所属材料的规定供应价加一定比例的拣选费作价移交文物部门。未经拣选，不得擅自处理。
拣选文物中发现一、二级文物，应报告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由省、市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并提出奖励建议。

第七章 文物拓印、复制、拍摄
第三十六条 拓印古代石刻，应严格控制传拓数目，除文物保管单位作为资料保存外，其它单位和个人不准拓印，如特殊需要，应经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文物保管单位或个人翻刻出售拓片，需将出售的副版拓本报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凡内容涉及到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科学资料和未发表的墓志铭、石刻等，不准翻刻副版出售拓片。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外提供文物拓片。
第三十七条 文物复制品的生产，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实行定点生产，定点销售，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它部门不得复制。
珍宝文物的复制，必须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不准用石膏直接翻模；临摹复制古代壁画，不准采用有损于壁画的方法。
一级文物的复制，须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二、三级文物的复制，须经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三十八条 已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的陈列品，不准外单位和个人全面系统拍摄，不准从陈列柜中取出拍摄，标明“请勿拍照”字样的文物不准拍摄。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向外国人提供未发表的文物照片。
外国人在非开放区和考古发掘现场拍摄文物，须经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带领外国人进入非开放的文物单位和考古发掘现场。
拍摄文物，应严格遵守保护文物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与我国合作出版文物书刊、拍摄文物专题电影、电视或录像，应事先提出出版、拍摄计划以及权益分配办法，并经省、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拍摄时，不许超越原批准计划规定的范围。
第四十条 国内外电影、电视摄制单位，除经批准拍摄文物专题电影、电视外，不得在文物保护区内进行其它拍摄活动。如必须借用文物场景时，须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省或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交纳费用。
严禁把文物作为拍摄电影、电视的道具。

第八章 文物出境
第四十一条 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除经国务院批准运往国外展览的以外，一律禁止出境。
出国展览的文物，在未签订包括保险条款在内的展览协议以前不准起运展品。
第四十二条 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邮寄文物出境，必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鉴定。经鉴定可以出境的文物，应钤盖火漆印章并发给出口许可凭证。不能出境的文物，市文物部门可以征购。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一）认真执行文物法律、法规、政策，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做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创造或其它重要贡献的；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时，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八）在文物拣选、征集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
（九）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有重大发现的；
（十）在从事文物的安全保卫、查缉走私和打击非法经营文物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罚款或者警告，并追缴非法所得的文物；
（二）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私自经营文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可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追缴非法经营的文物；
（三）污损、刻划文物和私自拓印石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安部门给予罚款或者警告，并责令其赔偿损失；
（四）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和有毒等危险品，经劝阻不听的，由公安部门给予拘留、罚款或者警告；
（五）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开山采石、毁林开荒、取土烧窑、射击狩猎、砍伐古树、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危害文物安全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罚款，并令其赔偿损失；
（六）擅自移动、拆除、破坏文物保护标志或保护范围界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可处以罚款；
（七）进行基本建设的单位或个人违反文物调查和文物勘探规定，造成文物破坏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工，并可以处以罚款。主要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或上级给予行政处分；
（八）未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兴建工程，破坏文物的环境风貌和影响文物安全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城乡规划部门责令其停工，并可处以罚款。主要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或上级给予行政处分；
（九）占用古建筑的单位或个人，擅自进行修缮工程，改变文物的原状，或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以罚款；
（十）未经批准私自组建的文物钻探队、考古发掘队，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十一）违反关于复制文物规定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主要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或上级给予行政处分；
（十二）未经批准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或把文物作为拍摄电影、电视道具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拍，没收非法摄制的文物资料，并可处以罚款，造成文物损害的，责令其赔偿；
（十三）未经批准擅自带领外国人进入考古发掘现场或非开放的文物单位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的文物资料，并可处以罚款，主要责任人员由其主管部门或上级给予行政处分；
（十四）在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考古发掘工地寻衅闹事，妨碍文物工作人员正常工作和危害文物安全的，视其情节，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罚款；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十五）参与哄抢或者私分、私留施工、生产中出土的文物，情节显著轻微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非法所得文物；
（十六）国家工作人员因失职造成文物一定损失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给予行政处分；
（十七）挪用文物经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所在单位或监察机关给予直接责任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以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盗窃罪论处：
（一）盗窃馆藏或私人收藏文物的；
（二）盗窃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的；
（三）私分、私留施工、生产中出土的文物的。
第四十六条 在进行基本建设或者生产中发现珍贵文物，不听文物主管部门或者其它部门的劝阻，以致破坏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以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论处。
第四十七条 非法经营（含收购、贩运、转手倒卖）文物，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论处：
（一）逃避海关监督，运输、携带、邮寄珍贵文物出口的；
（二）以走私出口为目的而收购珍贵文物的；
（三）明知他人走私珍贵文物出口，而向其出卖珍贵文物的，或者为其介绍收购珍贵文物的，或者为其偷运、偷带、偷寄珍贵文物的，或者为其提供中转场所的；
（四）将珍贵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或者境外居民的。
第四十九条 走私不属于珍贵文物的一般文物出口，以走私罪论处。
第五十条 哄抢施工、生产中出土的文物，以抢夺罪论处。
第五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文物被盗、被毁、流失，造成重大损失的，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第五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内外勾结犯上述各条之罪的，或者贪污、受贿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五十三条 公安、检察、法院、工商、海关等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在登记造册，拍照留证后，应及时将原物无偿移交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保管。逾期不交，造成文物损坏或丢失，依法追究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文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城乡规划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一次，由复议机关十五日内作出复议决定。不服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可在接到复议决定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细则与国家的法律有抵触时，按国家法律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细则的修改权属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体实施中的问题由洛阳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过去颁布的有关文物保护的规定，凡与本细则相抵触的，以本细则为准。




1989年12月30日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胡银月*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