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

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裁判解除模式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保护交易安全有重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不够便捷。行为解除模式则能够充分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强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正因为如此，这种合同解除模式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可。

三、对我国通知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也是行为解除模式，由于解除行为主要是以各种形式的通知来完成的，所以通常又把行为解除模式称为通知解除模式。无论在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当事人都可以采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在对方未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无须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也充分反映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各国对于以通知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没有多大争议，但对于通知形式的要求却缺少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在学说解释上，提起解除合同并请求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诉讼、对对方的履行请求之诉提出抗辩，也可以构成解除的意思表示。[4]司法实践中一般的作法是要求解除权行使一方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收到了合同解除的通知，由于通知可能采用书面、口头等多种形式，这就又给司法实践在认定通知是否到达问题上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一，关于口头解除通知。口头解除通知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其隐患在于后期举证困难，容易引发损失扩大。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通过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以文字等书面形式完成合同解除的形式。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口头形式，认为口头形式的优点表现为简便易行、快速简洁、成本较低，既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哪种形式，那么只要当事人可以适当地运用，并有利于合同的解除，就都可以采用。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是:其一，口头形式虽具有便捷的特点，但很明显，口头形式追求的是合同法的效率价值目标。但过分追求效率却不利于交易安全;其二，口头形式缺乏文字依据，当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又会因解除权人缺少已经行使解除权的证据，使其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下，以口头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做好现场鉴证等相关事宜。

第二，关于公告解除。《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也同样可以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但有观点认为:“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要求、请求”这就意味着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知所采用的方式。从法理上来说通知应当是特定的人将事项告诉另一特定人的行为。所以说，通知不同于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相对人的公告、店堂声明、告示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应是对特定人的告知，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另外，若解除权人采取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对权利人来说既没有节约交易成本也不简便，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看到通知而继续为履行做准备，当准备履行合同时才被告知合同早已解除，由此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失。这样既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安全价值目标，又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通知的书面形式，笔者不赞同将公告、声明、登报启示作为书面形式的内涵而包括进去。但可将其作为例外予以单独规定，如因相对人下落不明时，人民法院则可选用公告、声明、登报启示形式做出解除的通知。

第三，关于解除通知的生效。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相对人起生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因而，对于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合同效力何时归于消灭的问题。对于通知的生效时间，按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理论，在英美法系采纳的是“发信主义”原则，即允诺一经发出，即产生效力。按此推理，解除通知应以解除权人发出的时间为解除通知生效时间。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采用“受信主义”原则，即到达生效，也就是说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为到达解除权人相对人的时间。笔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到达生效原则，解除通知以到达收件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为准。具体来说，书面通知以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视为到达;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通知，若收件人指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若未指定特定系统，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到达时间。此外，相对人可以亲自接受通知，也可以授权给第三人接受通知，因而通知到达享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时也应视为到达，进而产生解除的效力。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质是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方式。《合同法》第96条对于解除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未作特别限定，既赋予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便利，又赋予了另一方对解除通知提出异议的权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完备的。

四、对我国诉讼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应当说，通知解除对解除权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否行使解除权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自身的意思表示，但如行使不当则极易导致权利的滥用，最终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失。通过前面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看出，法国正是为了避免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才强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方式有时也简称为司法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查、确定。司法解除有助于避免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但却不利于解除权人运用解除权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及时从合同中解脱以避免更多损失的目的，使解除权之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因而现今大多数国家都趋于采取通知解除的模式。以司法解除为代表的法国，为了克服司法解除的弊端，也开始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程序的特殊情形及例外，[5]这种做法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我国立法是否应当采纳诉讼解除这种权利行使方式呢?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我国立法对于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这两种形式其实都给予了肯定，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履行通知程序而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对此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避免解除权人滥用权利，实现合同法的安全价值。否定说不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起诉来解除合同，其认为“解除通知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进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介入和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对诉讼解除持否定说的学者大多是以《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6]为论证依据的。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起诉的形式行使解除权，就违反了《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理由是:“其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其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7]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7号

　　现公布《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自2004年8月30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ＯＯ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监督管理，规范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客观评判企业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及经营绩效，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及其独资或者控股子企业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是指依据国家规定的程序、方法和要求，对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其所在企业资产、负债、权益和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及重大经营决策等有关经济活动，以及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的监督和评价的活动。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负责人是指企业主要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

　　第五条国资委按照企业负责人管理权限负责组织对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章　审计工作组织

　　第六条　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按照企业负责人管理权限和企业产权关系，依据“统一要求、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实施。

　　（一）企业负责人离任或任期届满，都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二）企业独资或者控股子企业负责人离任或者任期届满，企业应当组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于提拔到企业总部领导岗位的子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结果，应报国资委备案。

　　（三）企业应当建立对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的任期或定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第七条　根据出资人财务监督工作需要，对企业发生重大财务异常情况，如企业发生债务危机、长期经营亏损、资产质量较差，以及合并分立、破产关闭等重大经济事件的，应当组织进行专项经济责任审计，及时发现问题，明确经济责任，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条　国资委在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有关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规章制度；

　　（二）负责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组织实施；

　　（三）决定对发生重大财务异常情况企业进行专项经济责任审计；

　　（四）指导监督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第九条　国资委组织实施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一）按国家有关规定，委托国家有关审计机关具体实施审计工作；

　　（二）根据出资人财务监督工作需要，聘请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社会审计组织承担审计工作任务；

　　（三）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或者抽调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人员实施有关审计工作。

　　第十条　企业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国资委统一工作要求，制定本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具体实施细则；

　　（二）组织实施独资或者控股子企业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三）组织实施企业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任期或者定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四）决定并组织实施对发生重大财务异常情况子企业的专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第十一条　中央有关部门干部管理权限内的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按照重要性原则，企业总部及重要子企业应当纳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范围内，其他子企业可视不同情况决定审计工作范围，但审计户数不得低于50％，审计资产量不得低于被审计企业资产总额的70％。

　　第十三条　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企业或者承办审计业务的社会审计组织应当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与其他财务审计工作相结合，在确保审计结果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可以参考利用相关财务审计或者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资料，避免重复审计。

　　第十四条　企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不含企业负责人）离任或者任期届满，可根据出资人监管工作需要或者企业负责人建议开展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第三章　审计工作内容

　　第十五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出资人财务监督工作需要，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二）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财务收支核算的合规性；

　　（三）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资产质量变动状况；

　　（四）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对企业有关经营活动和重大经营决策负有的经济责任；

　　（五）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六）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经营绩效变动情况。

　　第十六条　企业经营成果的真实性是指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会计核算是否准确，企业财务决算编报范围是否完整，企业经济成果是否真实可靠，以及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资产质量是否相匹配。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财务会计核算是否准确、真实，是否存在经营成果不实问题；

　　（二）企业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合并范围、方法、内容和编报质量是否符合规定，有无存在故意编造虚假财务决算报告等问题；

　　（三）企业是否正确采用会计确认标准或计量方法，有无随意变更或者滥用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故意编造虚假利润等问题。

　　第十七条　企业财务收支核算合规性是指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财务收支管理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计核算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年度财务决算是否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收支状况。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收入确认和核算是否完整、准确，是否符合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有无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以及以个人账户从事股票交易、违规对外拆借资金、对外资金担保和出借账户等问题；

　　（二）企业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有无多列、少列或不列成本费用等问题，以及企业工资总额来源、发放、结余和企业负责人收入情况；

　　（三）企业会计核算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是否随意改变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确认标准或计量方法，有无虚列、多列、不列或者少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问题；

　　（四）企业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和有关资料是否相符，有无存在账外资产、潜亏挂账等问题，有无存在劳动工资核算不实等问题。

　　第十八条　企业资产质量变动情况是指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各项资产质量是否得到改善，是否存在严重损失、重大潜亏或资产流失等问题，企业国有资本是否安全、完整，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有关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性及变化情况，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二)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资产运营效率及变化情况，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三)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有效资产及不良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四)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果，及企业在所处行业中水平变化的对比分析。

　　第十九条　企业有关经营活动和重大经营决策是指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做出的有关对内对外投资、经济担保、出借资金和大额合同等重大经济决策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企业内部控制程序，是否存在较多问题或者造成重大损失。主要内容包括：

　　(一)企业重大投资的资金来源、决策程序、管理方式和投资收益的核算情况，以及是否造成重大损失；

　　(二)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大额采购与租赁等经济行为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及其对企业的影响情况；

　　(三)涉及的证券、期货、外汇买卖等高风险投资决策的审批手续、决策程序、风险控制、经营收益或损失情况等；

　　(四)改组改制、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兼并破产、股权转让、资产重组等行为的审批程序、操作方式和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情况等，有无造成企业损失或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第二十条 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要认真检查企业负责人及企业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情况，核实企业负责人及企业有无违反国家财经法纪，以权谋私，贪污、挪用、私分公款，转移国家资财，行贿受贿和挥霍浪费等行为，以及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蓄意编制虚假会计信息等重大问题。

　　第二十一条 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在全面核实企业各项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账务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有关经营绩效评价政策规定，对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经营成果和经营业绩，以及企业资产运营和回报情况进行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

第四章　审计机构委托

　　第二十二条 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采取委托国家有关审计机关或者聘请有关社会审计组织等方式具体组织实施。

　　(一)对于资产规模较大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委托国家审计机关组织实施；

　　(二)对于未委托国家审计机关实施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招标等合理方式，聘请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社会审计组织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委托国家有关审计机关开展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有关审计工作组织实施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四条 承办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社会审计组织，应当具备以下资质条件：

　　(一)资质条件应与企业规模相适应；

　　(二)具备较完善的审计执业质量控制制度；

　　(三)拥有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四)3年内未承担同一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业务；

　　(五)与企业或企业负责人不存有利害关系；

　　(六)近3年未有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七)能够适时调配较强的专业人员承担经济责任审计任务。

　　第二十五条 接受聘请的社会审计组织应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资委对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统一要求，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和内容，依据独立审计原则认真组织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二十六条 国资委根据财务监督工作需要，可委托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承担相关专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务。

　　第二十七条 受委托承担国资委专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务的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专业人员，应依据国资委统一工作要求，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审计工作，对审计工作结果承担相应的工作责任。

第五章　审计工作程序

　　第二十八条 国资委组织实施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基本工作程序如下：

　　(一)编制审计工作计划；

　　(二)确定审计机构；

　　(三)下达审计工作通知；

　　(四)拟定审计方案；

　　(五)成立审计项目组；

　　(六)组织实施审计；

　　(七)交换审计意见；

　　(八)出具审计报告；

　　(九)下达审计意见或审计决定。

　　第二十九条 根据干部管理部门提出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要求，以及出资人财务监管工作需要，编制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计划，明确审计的对象、时间安排、范围、重点内容、方法与组织方式等内容。

　　第三十条 国资委应当在实施审计7日前通知被审计企业。被审计企业在接到审计通知书后，应做好接受审计的有关准备工作，如实地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十一条 按照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要求，审计机构应拟定审计方案，明确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重点、审计要求、审计组织、延伸审计单位和其他审计事项等，并报国资委同意。

　　第三十二条 审计机构按照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务要求，成立由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和一定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审计项目组，组长应由具有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经验和具备较高专业技术资格的业务负责人担任。

　　第三十三条 审计项目组在对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企业经营成果、财务收支、资产质量和有关经营活动、重大经营决策，以及经营绩效等资料审计过程中，也可采取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等方式，充分听取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纪检监察、工会和职工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第三十四条 审计项目组完成现场审计后，审计机构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提交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提交前，应当征求被审计企业负责人及其所在企业的意见，并将审计报告及企业负责人或其所在企业的书面意见一并上报。

　　第三十五条 审计项目组应当在计划工作时间内完成审计任务，确需延长审计时间的，应当商国资委同意，并及时通知被审计企业及其负责人。

　　第三十六条 国资委依据审计报告，对发现的重大问题，经研究核实后正式下达相关审计决定。

　　第三十七条 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发现企业负责人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应移交有关管理机构予以处理。

　　（一）对于需由企业负责人承担一般经济责任的，移交相应管理部门予以处理；

　　（二）对于企业负责人违反党纪政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予以处理；

　　（三）对于应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刑事责任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八条 相关审计机构在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采用其他审计资料和审计结果时，应进行必要的复核工作，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审计工作结果

　　第三十九条 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分清企业负责人本人应当负有的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

　　（一）直接责任是指企业负责人因对主管的资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管理事项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或由于决策失误而事后又处理不力以及违规操作等，造成所在企业经济损失或经济效益下降应负的经济责任。

　　（二）主管责任是指企业负责人在其任期内对其所在企业资产和财务状况，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直接责任以外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第四十条 企业负责人应对下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一）直接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财经纪律的；

　　（二）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

　　（三）失职、渎职的；

　　（四）其他直接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十一条 承办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社会审计组织提交的审计报告，应当对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提交的审计报告真实性、客观性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十二条 承办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社会审计组织提交审计报告前，报国资委审核。国资委审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审计证据是否充分、审计评价是否适当、主要事实是否清楚和审计处理意见是否正确。

　　委托国家审计机关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审计工作结果应送国资委，并抄送被审计企业。

　　第四十三条 企业对财务部门负责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结果，应当向国资委备案。

　　第四十四条 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结果，作为对企业负责人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五条 对于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发现因经济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企业资产状况不实、经营成果虚假等问题，应当视其影响程度相应追究有关负责人责任，并予以经济处罚。

　　第四十六条 企业应根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所反映出的有关管理问题，及时加强整改工作，堵塞管理漏洞。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对企业有关整改工作做好后续跟踪审计。

　　第四十七条 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发现企业领导班子有关成员存在严重问题的，经国资委批准后，可进一步开展延伸审计工作。

第七章　罚则

　　第四十八条 被审计企业负责人或所在企业拒绝、阻碍经济责任审计，或拒绝、拖延提供相关资料或证明材料的，国资委或企业上级单位应当责令改正或给予警告，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或者纪律处分。

　　第四十九条 被审计企业负责人所在企业转移、隐匿、篡改、伪造、毁弃有关经济责任审计资料的，国资委或企业上级单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和直接负责人给予行政或者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十条 对于打击报复或者陷害检举人、证明人、资料提供人和审计人员的，国资委或企业上级单位应当责令其改正，并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给被害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十一条 审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和泄漏国家机密或者商业秘密的，应当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十二条 承担经济责任审计的社会审计组织出具虚假不实的审计报告，或者违反国家有关审计工作要求，避重就轻、回避问题或明知有重要事项不予指明的，移交有关部门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各中央企业可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五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应的工作规范。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8月30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