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不是犯罪的保护伞——谈精神分裂者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梁晓胜


摘要：本文分别从心理学，法学，现实三个方面对精神分裂者应负刑事责任的理由进行了阐释，结合《致命ID》、《刑法第三十九条》等影片对这一法学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独立人格 主观故意 司法缺陷 人责
在中国刑法学说中，存在争议最大的便是精神病的范围与精神病人责任能力问题。在这里，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观看了《致命ID》等关于精神分裂者的影片，对精神分裂者不负刑事责任产生了质疑。我认为，精神分裂者理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
一、从心理学角度
人格分裂在学名上称为“解离症(Dissociative Disorders)”，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Identity)的整体性。人格分裂大致可分为两类：心因性失忆症(Psychogenic Amnesia)和多重人格症。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就是指多重人格症。
在198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中，把多重人格界定为“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这些人格一般会分为两类：主体人格和后继人格。一般说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阶段，内陆诸意识层的只有一种身份，称为主体人格。主体人格可以说是掌控全局的人格，因为它之前就存在，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后继人格是指在主体人格受到伤害或者巨大刺激时因而衍生的人格压制。不管是主体人格还是后继人格它们都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人格，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思想，当他们在控制身体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谓是一清二楚。辨认控制能力是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通常有无意识即无罪过的说法。然而，精神分裂患者不论是在主体人格抑或后继人格控制身体支配权时都拥有独立意识，那么自然要为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致命ID》中，讲述了一个胖子杀人凶手在最后被判死刑前夕，主治精神病医生发现了一本胖子小时候的日记，这本日记印证了医生对于胖子杀人是由于自己有精神分裂造成的学说，医生告知法官要紧急提审胖子，于是故事开始了。胖子杀人凶手的十一个人格在医生的刻意引导下相遇并发生了厮杀。胖子作为一个有形的肉体的人杀死了6个现实中的人后被捕，根据美国法律杀人要判死刑，于是胖子被判了死刑，并即将被执行。同时法律又规定如果杀人犯当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杀人就不能被判死刑。于是心理学上的问题来了，即什么叫“自己”。此片中心理医生是为死刑犯辩护的，属辩方，他自以为聪明的发现胖子心理有多个人格，并各个人格独立且互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心理医生能够证明在胖子的肉体杀人时其内在人格是A,而胖子肉体内同时另外存在人格B、C、D等人格，而人格A在执行死刑前已不存在（即已经被消灭），那么胖子的肉体内的人格B、C、D等在执行死刑时就不知道“自己”曾经杀了人，于是胖子的肉体就不能被执行死刑。
在此时和彼时由不同的独立人格控制其肉体，但是无论是哪个人格控制着肉体，其本我都是知道其是在作恶，其肉体都是应该受到相应惩罚的。电影的观点是：无论哪个人格干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因此都需要受到惩罚，而不能以精神分裂为借口逃脱法律的制裁。片中心理医生以为只要杀人的人格A消灭，胖子的罪恶就随之消灭了而无需接受死刑惩罚，这种错误的想法最终导致心理医生的灭亡。在影片中，心理医生错误判断了凶手的杀人人格，放纵了犯罪。在现实中，想要精确的将精神分裂者的犯罪人格找出并消灭，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将来医学发展到一定地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犯罪人格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也理应为其行为负相应法律责任。因此，精神分裂者在触犯法律时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二、从法学角度
在刑法学界，一直对刑法第十八条中精神病人的范围存在很大的争议。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往往法律法规采用的一些名词与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理解的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就需要司法解释。我国刑法第18条，对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作了明确规定。该条款采用了医学和法律两个标准并存的形式。主体是“精神病人”，但应具备法学要件即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显然法律条文中的“精神病人”与临床医学中的精神病人所指有所不同，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精神病人也不尽一样。作为一法律条款，刑法18条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犯罪主体的的界定和解释。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也没有作出规定和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认为精神分裂者就是精神病人，这无可厚非，但是把它和法学中的精神病人相联系，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认为，精神分裂者并不属于刑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精神病人”的范畴。我的判定理由如下：
首先在医学中，精神病人是指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表现为社会检验能力严重下降或丧失，社会功能明显受损，自制力缺乏，有认识能力受损，情感反应与行为不适当，常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有可能出现刑法18条中所规定的辨认或控制能力部分或全部丧失。但是在医学上有一些不属于精神病的疾病患者（如精神发育迟滞、病理性醉酒、病理性激情等）也可能出现辨认或控制能力的部分或全部丧失。医学上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可使病人减弱或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也并非所有致使辨认或控制能力部分或全部丧失的疾病均为精神病。我这里所说的精神分裂其实就是前者。精神分裂者虽然以前收过巨大刺激或者伤害，对其心理造成了危害，使其人格分裂，但是其分裂的出来的后继人格和原有的主体人格都具有独立的意识能独立自主的控制身体，从事自己想为的事情，拥有基本的辨别和控制能力。通常大家会觉得精神分裂者会不受控制从这一人格转变到另一人格，的确是这样，精神分裂者不受控制仅仅指的是人格的转换，而在其中一个人格完全控制躯体时，他是具有完全的控制能力的，不属于刑法第十八条中的精神病人。所以不能把医学上所有精神病患者均理解为法律条文中所指的“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一概不负刑事责任。
其次在法学理论中，一种客观行为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危害结果，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犯罪。决定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是危害主体实施危害行为时的主观方面即行为是故意或过失所为，还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刑法18条中强调的是行为主体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由于疾病的作用影响了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使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对行为后果不能认识，不存在主观故意就可以相应的免除责任。然而精神分裂者当其其中某一人格控制躯体做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他在为这一行为时，是受其人格所控制，受自己的思想支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因此，能构成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至于其是精神病患者，在量刑时刑罚的轻重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从司法现实的角度
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状况应同时结合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来认定。因为只有司法人员才能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故也只有司法人员才有权决定是否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从法律上说，行为人是否属于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的无刑事责任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司法人员，即由司法人员同时结合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进行判断。但是，由于司法人员往往不具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显然不可能，因此客观上就必须把这一工作交由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来完成。由于目前鉴定体制，医院精神科医生对法律知识缺乏、社会不良风气对鉴定人员的影响等原因，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因为某人曾患“精神病”或临床医生诊断为某种精神病或鉴定结论为某种精神病人，而将其认定为法律条款中所指的“精神病人”从而判定其无刑事责任能力免予刑事处罚；也不能因某人临床上没有诊断为精神病而将其排斥在法律条款中的“精神病人”之外，从而影响刑法的正确实施。由此，而造成对刑法第十八条中的“精神病人”难以认定，存在司法困难。
同时，国家出台政策，免除对精神病患者触犯法律的制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然而，目前有些犯罪嫌疑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却以精神病患为由，逃脱法律制裁；甚至一些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实施杀人犯罪后，却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刻意将精神完全正常的杀人凶手包装成“精神病患者”，从而逃避法律的惩治。　保护“人权”，也要强调“人责”。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轰动一时的日本法律题材影片《刑法第三十九条》。影片以秦田牧夫妇双双遇害的惨案开始。凶案嫌犯柴田正树是个舞台剧演员，他乖乖地招供了自己是杀人凶手。庭审首日，法官问柴田：你对检察官宣读的供词有何意见？柴田却当场念出了莎剧中的独白。鉴于这种异常举动，辩护律师要求法官委托精神科法医提交鉴定报告。经观察珍断，法医在鉴定报告中得出结论：柴田患有精神分裂症。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身心不正常者所犯行刑，不应受到惩处”；“身心有缺陷者所犯罪刑，应予减刑”。
　　在柴田即将逃脱法律惩罚之时，法医的助理小川却感觉到，柴田似乎不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残忍杀人犯。她凭直觉判断，柴田的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很可能是假装的。由此看来，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明确的“科学标准”，影片中经验丰富的法医和初生牛犊小川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临床诊断。那么，柴田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即使小川的判断正确，柴田仍然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
　　小川向检察官解释了自己的疑惑后，检察官委托她再写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小川备受多方压力，开始暗中调查柴田的背景，试图找出凶杀案的幕后隐情。几经波折，她终于发现，受害人秦田牧15岁时，曾杀害一名女童。而这个女童，正是柴田的妹妹。然而，法院却接受了秦田牧精神错乱的法医鉴定，依照刑法第三十九条，判秦田牧无罪，经6个月的监护治疗后释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秦田牧出狱后居然过得相当不错，考上了大学，成家立业，婚姻美满，娇妻怀孕，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前途光明。相比之下，柴田的家庭却因妹妹惨死而崩溃，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伤心过度，忧郁而终；自童年时代的悲剧开始，柴田的心理、人生和感情历程凄风苦雨，挫折失败，内心充满痛苦和挣扎。为了报复凶手，柴田不惜抛弃身份，伪装精神分裂，残害秦田牧夫妇，报复和嘲讽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荒谬性。
　　在影片中，柴田行凶并非一时冲动，偶然起意，而是长年痛苦和压抑下的心理积累。在追寻秦田牧的过程中，柴田的犯罪心理也不断产生微妙的变化，这正是此片的戏剧性和紧张度之所在。秦田牧的“致命毛病”在于，他免罪出狱之后，婚姻美满，事业成功，有点儿“过分正常”、“过分幸福”了。致使柴田深受刺激，心理变态，走火入魔，最终走上了冤冤相报的罪恶之路，不惜以凶残手段杀害被无罪开释的案犯及其无辜的妻子，报复不公正的法律和社会。
在保障基本人权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的思考下，世界很多国家的刑法都专设相关条款，减免或免罚身心不健全者所犯罪行。如德国刑法第20条，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麦纳顿规则”和“德赫姆规则”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精神病现象错综复杂，诊断缺乏标准，治疗缺乏良药，精神病无罪辩护漏洞甚多，令人深感困惑。
鉴于以上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精神分裂并不能充当犯人的“保护伞”成为他们的“救生圈”。我们的法律不能把他们当作法律中的特殊人，他们理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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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政府


阳政发〔2003〕39号


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阳泉市城市低保稽查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省营以上企业：

《阳泉市城市低保稽查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ＯＯ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阳泉市城市低保稽查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维护城市居民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种隶属关系的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和城市低保对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低保稽查，是指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事业单位、低保审核审批部门和低保对象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处理。

第四条 实施低保稽查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正、公开地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

（二）必须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

（三）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查处及时、程序合法；

（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六）文明执法、秉公办事。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低保法律、法规的行为，均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五条 城市低保稽查大队是市政府民政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下的监督检查居民低保的组织，在相关民政职能部门以及市政府聘请的低保监督员的配合下，行使稽查的职能。

第六条 城市低保稽查大队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城市低保法律、法规、规章，严格按照执法程序，遵照执行；

（二）指导、监督和检查全市城市低保管理工作；

（三）监督“低保”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四）会同有关部门处理和纠正辖区内城市低保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七条 城市低保稽查人员有权进入有关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根据检查情况需要，可以要求相关单位报告收入情况，调用有关资料和向有关人员查询，相关单位和低保对象有协助配合的义务。

第八条 低保稽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拒绝检查。

第九条 低保稽查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遵守以下纪律：

（一）秉公执法，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收礼受贿，不得私自罚款或超规定处罚；

（二）不得向他人泄露案情及企业有关保密资料；

（三）为举报者保密。

第十条 稽查内容为：

（一）对县（区）、街道、乡（镇）低保审批程序、审批结果进行检查；

（二）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重点查处；

（三）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查处：

1、不按规定程序审查、审核、审批的；

2、对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工作人员拒不签署同意享受保障待遇意见，或者对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享受保障意见的；

3、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低保款物的；

4、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低保待遇的；

5、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

6、相关单位出据虚假证明的。

第十一条 城市低保稽查人员执行检查公务时，必须两人以上进行，并出示山西省人民政府制发的《行政执法证》。

第十二条 查处城市低保违法行为，依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登记立案。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经过初审，认为需要按照城市低保法律、法规、规章追究的应当登记立案。

（二）调查取证。对已立案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三）处理。调查取证后，对需要追究责任的案件，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听取当事人的申辩。

（四）制作处理决定书。民政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书应载明：

1、当事人姓名、单位名称、住址和基本情况；

2、违法事实；

3、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4、处理结论；

5、处理决定的履行日期和期限；

6、处理决定执行机关；

7、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印章；

8、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9、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送达。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决定作出七日内，应将处理决定书送达违法单位和当事人。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低保法规的单位或个人，依据低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罚款的处罚；对触犯其他行政法规的，建议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阻挠、刁难、殴打低保稽查员、妨碍稽查公务、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以不正当手段冒领低保款物的，除追回其冒领款物外，情节恶劣的，按照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十四条，处以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罚款上缴同级地方财政。

第十五条 低保稽查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单位和低保对象对处理不服的，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对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诉讼，又不执行处理决定的，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和诉讼期间，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外，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二○○三年十月十五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