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人民监督员“五种情形”监督

王冬芝　张树德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在现行的框架内，为完善直接侦查案件的外部监督机制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改革，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不仅直接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民主监督，从程序上制约检察权，防止司法腐败，更有助于公众与检察机关沟通，树立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促进和提高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水平，是完善检察制度，实现司法公正的新途径。
自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人民监督员监督了许多“三类案件”。但是，对“五种情形”的监督相对弱化。究其原因就是尚未形成一种规范、协调、有序的对“五种情形”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方法。为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方式方法，笔者认为，应做到把握三个核心，完善三类监督制度。
一、以保障知情权为核心，建立完善情况通报制度
人民监督员及时获知检察干警“五种情形”，是推动和促进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监督健康发展的关键和前提。因此，在对“五种情形”监督的进一步规范中，要把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作为核心，根据“五种情形”发生的执法环节，探索完善各个执法环节上的案件情况通报制度，畅通人民监督员掌握“五种情形”的渠道，为人民监督员实施有效的监督提供条件。
在立案环节上，建立初查和立案通报制度。初查是立案的前提，初查结束后有两种结果：一是立案，一是不立案。控申、自侦部门在案件进行初查后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规定在一定时限内将不立案的情况报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对于初查立案的，应在侦查终结前，将情况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将情况及时通报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的立案与否，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会同侦监部门、侦查部门定期交流通报情况，邀请人民监督员查阅立案登记表，每季度查阅一次，建立定期阅卷制度，以便将知情权落到实处。
在运用强制措施环节上，建议建立羁押情况通报制度。对被拘留或逮捕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由驻所检察室负责将犯罪嫌疑人从被拘留到逮捕、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诉讼环节上的强制措施运用情况，先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再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情况。
对于执行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的情况，可参照“一案三卡”的做法，建议由纪检监察部门将扣押物品的保管、处理情况制作成卡片，直接向人民监督员通报。
对于刑事赔偿的监督，建议采取人民监督员直接参加刑事赔偿公开听证的形式进行监督。对当事人因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要求赔偿的，控申部门受理后，在一定时限内将情况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再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通知各人民监督员参加公开听证会。
对于第五种情形，建议由纪检监察部门会同人民监督员或者人民监督员代表，采取与案件当事人座谈的形式，了解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是否存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
二、以保障实施监督为核心，建立完善监督评议制度
人民监督员了解“五种情形”是为了对“五种情形”实施有效的监督，而没有相应的监督程序，就难以保障监督权的真正实现。因此，应参照对“三类案件”的监督，在监督“五种情形”过程中，建立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监督评议制度。人民监督员收到五种情形的材料，或者通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了解到五种情形的问题后，将处理意见和建议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即可以启动监督评议程序。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确定时间，由涉及该五种情形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案情，由人民监督员独立评议、表决。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和检察院意见不一致时，参照对“三类案件”的监督，召开检察委员会或者提请复议。
三、以保障办案质量和司法公正为核心，建立完善监督落实制度
通过人民监督员对“五种情形”的监督，督促检察机关及时纠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保障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维护司法公正，是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最终目标。因此，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落实，是监督的关键环节。
在监督落实环节上，建议建立和落实三个方面的制度，以保证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真正落实。一是建立移送制度。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及时将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移送相关业务部门处理。二是落实办理期限的制度。区分“五种情形”和案件大小以及复杂程度，规定相关业务机构办理人民监督员意见和建议的期限。三是建立反馈制度。相关业务部门在对有关问题办理完毕后，应及时将办理结果送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应及时将办理结果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反馈。人民监督员或其代表，将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处理结果的意见及时书面反馈给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统一存档。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有异议，要求复议或者复检的，由人民监督员代表形成书面材料，通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提出。
当前，我国检察工作的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也已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题，以检察业务工作为中心，抓住机遇，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应对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为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努力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

　　劳动合同主体辨析

张喜亮

　　【案例简介】
　　某建筑总公司下属有十几家分公司。由于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建筑总公司从便于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将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分公司。建筑总公司负责招揽工程，分公司根据要求负责施工。某分公司按照建筑总公司的要求组织施工某公路建设，由原来熟悉的包工头从不同的渠道从农村招用农民工数百人。
　　建筑总公司把招工权、资金使用权、施工管理权等全部下放分公司。建筑总公司和分公司都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建筑总公司把权力下放给分公司，分公司承担一切相应的责任。建筑总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在开工前将资金等全部拨付分公司，分公司按照发包方的要求如期完成了修路工程。
　　然而，分公司在完成工程以后，数百人的农民工却没有按照当初的约定获得劳动报酬。这些农民工找分公司理论，分公司坦言：所有的钱都给包工头了，属于谁招用的就向那个包工头要钱，分公司不管直接支付工钱。这些包工头是否真的拿到了钱，不得而知。有的包工头说分公司只支付了一部分，有些包工头说根本没支付。无论说支付的还是说没有支付的，全无半点书面凭证，甚至还有的包工头不知去向。于是，包括一部分包工头在内的农民工们便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争议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建筑总公司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一切责任。
　　建筑总公司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提起诉讼。不服裁决的理由是：建筑总公司与分公司有协议在先，一切资金费用包括农民工工资全部拨给了分公司，对此分公司没有异议。因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建筑总公司承担责任不当。
　　法院一审判决维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建筑总公司以与农民工没有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主体是分公司和农民工为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建筑总公司败诉，承担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的一切责任。
　　【案例评析】
　　就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的形式而言，建筑总公司确实与农民工们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上，建筑总公司已将包括农民工工资的全部款项拨交给了分公司。由此看来，建筑总公司似乎不应当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责任，相应的责任应由分公司承担。而分公司认为，建筑总公司确实将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款项拨付给了分公司，但分公司与包工头有协议，分公司按照协议将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支付给了包工头，这一切责任应当由包工头承担。所以农民工应当起诉的是包工头而非分公司和建筑总公司。
　　从劳动法律的角度分析，包工头是个人的行为，他不具备招工用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他只能以其信誉推荐农民工。那么，分公司应当是具有招工、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因为建筑总公司实际上是授权给分公司招工、用工。从理论上说，分公司并非是独立法人单位，所以，分公司也没有用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因为分公司和建筑总公司有内部协议，分公司通过上级法人单位的授权便取得了用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以，分公司和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有效的。由此说来，拖欠农民工的一切责任理应由分公司承担。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分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分公司强调农民工工资已经支付给了包工头，但从案件本身来看：第一，包工头并没有承认或者没有完全承认这个事实；第二，有些包工头已经远走高飞。所以要包工头承担这个责任，分公司必须从包工头手中追回所有的农民工工资款项，这个追索责任在分公司而不是农民工个人。另外，分公司并没有与包工头就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签订任何有效力的书面协议，从法律上看是证据不足的。所以，分公司要想从包工头手中追回这笔款项也是难上加难的。
　　在这个案件中，分公司的过错是明显的。劳动合同是分公司与农民工签订的，那么，分公司依法有责任直接将工资支付给农民工本人。由其他人替转工资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政策的行为，除非有劳动者明确的授权，否则，任何人也无权替领工资。因此，分公司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是义不容辞的。
　　那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裁决和判决建筑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限期支付农民工工资，是否得当呢？从法理上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首先，分公司不是一级独立的法人单位，分公司本身是不具备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分公司的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由建筑总公司授权的，所以建筑总公司才是真正的劳动合同的主体。
　　其次，建筑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协议，实际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此协议最多可以视为建筑总公司内部管理分工的协议，属于建筑总公司内部事务。这主要是因为：分公司没有独立的法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分公司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用工主体。所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和人民法院判决建筑总公司承担支付农民工工资，是没有瑕疵的。
　　该案的解决可以这样进行：第一，建筑总公司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第二，建筑总公司对分公司作出相应的处理；第三，分公司如果确实向包工头支付了农民工工资，则应当尽可能地从包工头手中追回这些款项；第四，分公司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确实向包工头支付了农民工工资的款项，包工头又拒不退还的，分公司取得建筑总公司的授权后可以对包工头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由此方可使建筑总公司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如果包工头踪迹皆无，则只能由建筑总公司承担所有损失。
　　特别提示
　　类似这样的案例为数不少。《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合同主体双方在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时，彼此都要认真了解对方是否具备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如劳动者要注意用人单位是否具有招工、用工资质；用人单位要注意审查劳动者是否符合招用的条件，是否达到了法定劳动年龄等。只有这样，双方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使劳动合同得以真正的履行。
　　《劳动合同法》问答
　　谁能成为劳动合同主体？
　　劳动合同的主体，即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具体说来就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与其他合同相比较，劳动合同的主体是由法律规定的，具有特定性：一方是劳动者；一方是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主体条件，才能签订劳动合同。不具有法定资格的公民与不具有用工权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第九十六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这些规定不仅明确了我国《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同时也规定了劳动合同主体的表现形式。
　　劳动合同的主体之一———劳动者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劳动合同主体之一的劳动者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从劳动合同主体的一方劳动者来说，这个劳动者不是社会学意义上一般的劳动者，而是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这样的人自其出生就是劳动者了。而我们所说的劳动合同主体的劳动者，是特指那些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公民。
　　《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这就是我国公民取得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法定资格。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劳动合同主体之一———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主体的另一方是用人单位。从我国的法律上看，所谓用人单位，即法律允许招用和使用劳动力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还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相比，在用人单位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类民办院校、科研院所等。
　　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应当是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但由于我国社会情况的复杂，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律制度也有某些特殊性，所以有很多的经济组织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如某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等。这些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在法律上是属于“自然人”的范畴，他们按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政策的规定也是可以招用和使用劳动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但要明确，无论这些经济组织是不是具有法人资格，当其招用和使用劳动力的时候，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不具有用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不能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无效劳动合同。无效劳动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而且签订无效劳动合同还需承担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